1906年,清廷宣布“仿行宪政”,同时声明,“目前规制未备,民智未开,若操切从事,徒饰空文,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”,所以,民智未开,遂成为清廷拖延宪政最堂皇的理由。晚清过后是民国。袁世凯恢复帝制,请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古德诺助阵。古德诺作《共和与君主论》,纵论古今中西,结论云:“民智低下之国,...
譬如,当清廷以民智未开为由缓行立宪,在野的梁启超同样认为“立宪政体者,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”;当古德诺指出以中国人的民智并不足以支撑共和制的运转,梁启超撰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驳之,其实早在1903年,他便说过:“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,我同胞虽一不具,且历史上遗传性习,适与彼成反比例”,这使“笔端常带...
不妨断言,从晚清到民国,甚至到今天,从康有为到孙中山,甚至到那位悲观的读者,民智未开,简直可谓跨世纪的共识。譬如,当清廷以民智未开为由缓行立宪,在野的梁启超同样认为“立宪政体者,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”;当古德诺指出以中国人的民智并不足以支撑共和制的运转,梁启超撰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驳之,其实早在1903...
不妨断言,从晚清到民国,甚至到今天,从康有为到孙中山,甚至到那位悲观的读者,民智未开,简直可谓跨世纪的共识。譬如,当清廷以民智未开为由缓行立宪,在野的梁启超同样认为“立宪政体者,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”;当古德诺指出以中国人的民智并不足以支撑共和制的运转,梁启超撰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驳之,其实早在1903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