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王梓坤提议、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学校决定为这些老教授配备助手。助手差不多都配齐了，到了一贯低调的启先生这里，他却说自己不需要助手，“文革”后年轻人正需要努力学习，哪好意思让人家给我打杂呢？当时启先生的社会活动最多，无奈只得让校长办公室主任侯刚将启先生的事情先管起来。这一管就管了20年，直到启先生离世。王梓坤以他一贯的谦和态度，对
经王梓坤提议、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,学校决定为这些老教授配备助手。助手差不多都配齐了,到了一贯低调的启先生这里,他却说自己不需要助手,“文革”后年轻人正需要努力学习,哪好意思让人家给我打杂呢?当时启先生的社会活动最多,无奈只得让校长办公室主任侯刚将启先生的事情先管起来。这一管就管了20年,直到启先生...
深深地记得，1978年初春，正执教于汨罗江畔一所“五七大学”的我，不时地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读到一些涉笔文学艺术的短文，文字清新朴实，议论鞭辟入里，一扫当年的“文革”语言风气。文章的作者名叫王梓坤，我满以为他是一位坐拥书城的中文系老教授。不久，媒体披露：王梓坤，四十九岁，南开大学数学教师，由于在概率论研...
“那时我刚刚离开南开大学,出任北师大校长,国家经济好起来了,但总感觉尊师重教的氛围还不够浓。”王梓坤说,经历了文革后的他深深体会到当时教师地位的卑微,“很多地方的观念都是‘老师干得好才可以推荐去当售货员’,这肯定是不正常的。”王梓坤现在提起还有些愤愤不平,“在我的老家江西,当时很多校舍都是破旧不堪...
在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一方面,“文革”里一些遗毒之风还存在着,比如教师社会地位不高,中小学教师遭到歧视乃至被殴打的事件屡屡发生;另一方面,全社会层面也对重新唤起尊师重教之风有许多呼声。1981年3月,全国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,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《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