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先勇又不轻易地给这种品味以裁判性的引导,不让某种绝对标准来凌驾于“真实的人生”之上,这又进一步保全了人的命题的恢宏度和无限的可能性,使文学的人可以用自己独特的面貌与哲学的人对峙并存。 《台北人》就是这样,不是用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的方式,而是用地道的文学方式传达出了那种形之于过程的、说不清道不...
白先勇又不轻易地给这种品味以裁判性的引导,不让某种绝对标准来凌驾于“真实的人生”之上,这又进一步保全了人的命题的恢宏度和无限的可能性,使文学的人可以用自己独特的面貌与哲学的人对峙并存。 《台北人》就是这样,不是用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的方式,而是用地道的文学方式传达出了那种形之于过程的、说不清道不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