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,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,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。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,表示不同意该主张,遂退出民盟。 1947年5月12日,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,任主席。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:“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,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,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。……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
1933年4月3日,农学家董时进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《就利用“无组织”和“非现代”来与日本一拼》一文,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,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,“到必要时,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,使军阀惯用的手段,去榨他们的钱,拉他们的夫。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,能吃苦,肯服从,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,尽其所...
沈宗瀚在总结台湾农业所以成功的原因的时候曾说:“土地制度之改革为台湾早期农业发展成功之一个因素。其重要贡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,故无大小地主间的冲突。” 而在这方面主张最力的则是董时进。抗战后期加入民盟的董时进,因为民盟主张土地公有制与自己的意见不合而退出民盟,进而组建中国农民党。董时进认为中国农村经济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