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多余的话》是瞿秋白就义前夕写就的,不同于方志敏的《狱中纪实》,也不同于伏契克的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,更不同于《革命烈士诗抄》中的诗。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,《多余的话》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,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,而是内心的痛苦、忧郁、厌倦。
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,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。 而且,因为“历史的误会”,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。——正因为勉强,所以也永远做不好,手里做着这个,心里想着那个。在当时是形格势禁,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,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。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,被拉出...
这种两元化的人格,我自己早已发觉――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,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;但是“八七”会议之后,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,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,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,以致延迟下来,隐忍着,甚至对之华(我的爱人)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,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。没有这样的勇气。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...
《多余的话》是瞿秋白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几篇回顾、自省的文章,总标题后引《诗经黍离》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”作为题记。瞿秋白把一个共产党人曾经拥有过的浪漫、热情、执着、苦闷、困惑、坚定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,都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。《多余的话》的独特价值...
二、《多余的话》所表达的精神意志。方志敏与瞿秋白都在敌人的狱中留下了珍贵的文稿，然而不同的是，方志敏在自己的遗稿中，热情洋溢的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平，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与期待，可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，除了回顾自己革命历程外，大多数都是在讲自己书生从政，力不能胜的感慨，显得有些伤感、消极。
就算是在拨乱反正之后，由于《多余的话》影响深远，瞿秋白的平反之路也曾经异常艰难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情况才开始转变。陆定一当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宣部长，他第一个站出来提议给瞿秋白平反。1979年2月1日，陆定一给中纪委的陈云和黄克诚写了封信，他在信里特别提到了瞿秋白的事情，希望他们能重新审查...
正因这般，《多余的话》着实存在疑问，究竟是敌人冒名伪造的，还是瞿秋白在临终前所写的供述材料，这当中存在着极大的疑问。需要指明的是，国民党当局刊载《多余的话》时，并未将其视为瞿秋白临刑前写的变节悔过文书。陆定一回忆道，在六十年代，李克农曾向他提及，瞿秋白的遗稿《多余的话》真迹现于一位民主人士...
瞿秋白把一个共产党人曾经拥有过的浪漫、热情、执着、苦闷、困惑、坚定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,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呈现其本来面目。《多余的话》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的坦诚与真实,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。文中表达的个人际遇和感受,与时代的革命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,给后人留下了不同解读的...
老实说,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——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——逻辑的发展。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。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,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,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,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,就是...